7月9日，蘇州市氣象台發布預報，受副熱帶高壓影響當天最高氣溫可達36～37℃，未來持續高溫，提醒市民防暑。濕熱的梅雨季剛過，34歲的農民工王遠龍光著上身睡在出租屋裡，吹著兩個大風扇，一會兒就被熱醒。身子黏膩，流汗的後背粘住了床上的涼蓆。一熱醒，他就用涼水澆身子。一天要澆好幾遍。
下午6點多，他再一次醒來，發現在旁邊打地鋪的母親雙腿冰涼、發硬。她身上沒蓋任何東西，一雙布鞋墊在涼蓆下當枕頭，電扇直對著吹。四小時前，王遠龍還聽見了她的打呼聲，突然就沒了反應，「咽氣了」。
母親叫於素英。在這個酷熱的夏天，她在蘇州一家電子廠里，已經連續值了10多天夜班。除了工作，於素英幾乎沒有別的生活——她要完成一個「任務」，即使冒著超齡、超負荷勞動的風險。
14小時夜班後
又是一個尋常的傍晚。於素英在蘇州城中村的小閣樓里醒來，洗把臉，下一把麵條，放點番茄。喝完後，提著自己的小皮包，去上夜班。她今年60歲，是一位農民工，在蘇州的一家電子廠里打工。
5：40,310路公共汽車進站，她在家門口上了車，八站路後到了廠門口。天太熱，她去食堂先歇了歇。6：50，準時打卡上班。
這是極為普通的一天，和於素英過去三年多在蘇州的生活一樣。她做垃圾分類的工作，電子廠生產電腦、手機產生的泡沫、塑料、紙箱等廢棄物運到廠房，需要按不同種類分好。垃圾堆得和房頂一樣高，於素英站在垃圾里，像一個小矮人。有時，工業垃圾里也混有工人扔的剩飯、方便麵盒，夏天飄出剩飯發酵的氣味。這活兒年輕人不愛干，廠房裡共有9個長期工，都在60歲左右，除了於素英的兒子。
7月8日，蘇州最高氣溫36℃。經理臨時通知要加兩小時的班，今年新調了工資，加一小時15塊錢，之前是10塊，於素英留下來加班。工作的地方是一個鐵皮屋，屋頂五台大電扇，地上放著幾箱冰塊降暑。往年沒有空調，今年新裝了兩台，晝夜不停開著，但還是熱。幹了一小時，於素英的後背就濕透了。
夜班上到10：30，工廠放了頓飯，於素英吃了碗麻辣燙、兩個饅頭。她帶著1.5L的水杯，到半夜2點時，已經喝了兩大杯水。凌晨4點左右，運料的車還沒來，於素英把一個泡沫板放在地上，在電扇旁躺了20多分鐘。
這是跟她一起上夜班的兒子王遠龍後來回憶的。那幾天連續高溫，白天，他光著上身睡在租的房子裡，吹著兩個大風扇，窗戶、門都打開，睡著了，一會兒就被熱醒。身子黏膩，流汗的後背粘住了床上的涼蓆。一熱醒，他就用涼水澆身子。一天要澆好幾遍。
早上7點，連上了12個小時夜班，王遠龍已經熬得兩眼發紅。加了一小時班後，他受不了了，背著包就要走。問媽媽「要不要一起？」於素英瞅了瞅同住的兩名工友說：「她倆不走（下班），我也不走」。
她們都是江蘇徐州人，都年過60歲，同出同住，在廠房裡稱「三姐妹」。於素英話少、不愛生氣、總笑嘻嘻的。她有點齙牙，笑的時候，幾顆門牙會凸出來。
那天也沒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活多時，工廠會招一些日結工。那天，兩個日結工裝包，見他們忙不過來，於素英和「三姐妹」中的王朝霞過去幫忙，她們扯住包，日結工拿著棍把垃圾捅到裡面。於素英身高1米7,130斤，留著露出眉毛的短髮，幹活爽利，「比個大男人還能幹」，王朝霞說，「她兒子都不如她」。
非要說有什麼不尋常的話，就是7月9日早上，14個小時夜班臨結束前，於素英向王朝霞擠擠眼，小聲說「盒子裡有渣滓」——剛來蘇州工廠時，她們看到有人把垃圾里的廢錫渣裝在衣服口袋裡，很疑惑，後來打聽，這東西能賣100多塊錢一斤。之後，她們也跟著偷偷撿廢錫渣存起來。
「快，給我找個塑膠袋」，王朝霞招呼於素英，但她似是沒聽見，沒找。
每天早上下班時，於素英會在垃圾桶邊轉悠下，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撿回去。她撿過年輕女工丟的鞋子，「看著挺新的，拿到家裡，用水泡泡」，王朝霞說，「三姐妹」都拾著穿。於素英還撿過別人扔掉的水杯。前幾天，她撿回去了一張2米寬的涼蓆，拿給一起打工的兒子，王遠龍反感她撿破爛兒，讓她扔掉，她堅持把涼蓆留在了兒子的房間。
那天，不知道是累了還是怎麼著，於素英沒有撿垃圾。王朝霞和另一個姐妹走在前面，於素英的速度慢了點，三個人一起坐公共汽車回到了住處。
他們住在一個城中村的閣樓上，一間房子被隔成了兩間，「三姐妹」住一間，兒子王遠龍住一間。於素英的那間，有兩張兌在一起的床、一張桌子，幾個從廠里拿回來的塑料箱，上面摞著被子，還有一颱風扇，除此之外，沒其他東西了。房租一個月300出頭，三個人平攤。入夏後，房東說，一個月加50塊錢，給裝個空調，但為了省錢，她們沒安。
當天，於素英沒有回自己的房間，而是到兒子的房間打了地鋪。她把撿的那張涼蓆對摺，一雙布鞋墊在涼蓆下當枕頭，穿著暗紅色的短袖、黑色褲子，身上沒有蓋任何東西。電扇直對著於素英吹，窗戶是打開的。下午6點多，兒子王遠龍醒來，喊了聲「媽」，沒人應聲，「媽、媽……」他又連喊了幾聲，於素英還是沒回答。
他走到於素英身邊，一摸雙腿冰涼、發硬，嚇得眼淚啪啪往下掉，連忙按心臟，按了半個多小時，於素英沒有任何反應。他撥通了在蘇州的堂哥電話，說：「我媽咽氣了」。
7月8日，蘇州護城河上空艷陽高照。
夜行動物
7月9日前五天，蘇州的最高氣溫都在36℃左右。中午2點多，王遠龍被熱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拿著盆跑出門，到自來水池旁，接了一盆水，澆了下身子。那時，他還聽見於素英的打呼聲。
早上提前下班回家，他躺在床上就睡著了。於素英到家，剛躺下一會兒，就吐了。「要去醫院不？」王遠龍問。「沒事兒，我睡一會兒就好了」，母親答。平時，於素英除了吃點降血脂的藥、吃點鈣片，也沒啥大毛病。王遠龍沒在意，轉身又睡著了，他沒想到這是和母親的最後一次對話。
王遠龍伸出胳膊，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小疙瘩落下的疤痕，他對工業垃圾過敏。於素英也過敏，王遠龍一年要給她三、四瓶治過敏的藥膏。
在蘇州的生活，對王遠龍來說，實在談不上滿意。住的房子不是方正的，他身高175cm，在小閣樓的最高處，可以站直，到了窗戶，只能半弓著腰。有一天下班回來，他看到地板上都是水，原來夜裡下雨了，閣樓漏雨。他氣得給房東打電話，讓對方立刻給換個房間睡覺。夏日的白天，閣樓很曬，他買了兩台電扇，還總是被熱醒。沒有淋浴，需要洗澡，只能溫點水在房間裡擦擦身子。
對令人糟心的生活細節，王遠龍會奮起反抗。一次，開車送廢棄物的小伙子把垃圾倒了王遠龍一身，他伸腿就給那人一腳。經理過來了，於素英趕緊陪禮道歉，解釋兒子不是故意的，下次再也不這樣了。
於素英不愛和人起衝突。閣樓漏雨了，她拿出盆接雨，而不是給房東打電話。
這裡是於素英在蘇州的第三個住處。來蘇州打工第一天，下了白班，「三姐妹」提著大包小包，像盲人摸象一樣，在陌生城市的黑夜裡四處尋覓——本以為熟人介紹的工作，住處是安排好的，沒想到要自己找房。終於在的一個工人宿舍里，找到了住處。七八個人一個房間，上下鋪，一人一月交260塊錢。
住了兩年要拆遷，她們只得搬家。東西很少，幾床被子，幾個包袱，借一輛三輪車，一趟就拉完了。第二個家離工廠近，但一間房子1200塊錢，三個人平分，她們嫌貴。兩三個月後，又搬到了小閣樓。
在王遠龍今年春天來蘇州前，於素英是「三姐妹」一起搭夥吃飯的。800克的麵條，4塊錢一把，連囤十五把。上夜班前煮個雞蛋，切點番茄，下點麵條，喝吧喝吧，就上班去了。夜裡10點多，廠里管一頓飯，她們會多留一個饅頭，等早上7點下了夜班，回到住處，燒個湯，炒個菜，又解決掉一頓飯。白天睡覺，中午一般不吃。
蘇州的蔬菜貴，夏天的豆角都要六七塊錢一斤。她們吃菜的原則是「啥便宜買啥」，最好是能不花錢。到了菜市場，只瞅不新鮮的菜買，還撿過別人掰下的萵筍葉子，薅過工廠地上長的野菜，拿回家，用水、麵粉拌拌，放在籠布上，蒸著吃。
王遠龍跟著吃了幾天，兩代人之間就互看不慣彼此了。「鍋也要買兩個，一個炒菜，一個電鍋用來蒸米」，王朝霞說王遠龍只吃好菜，「不受這個罪」。而於素英的觀點和她一樣——打工是「要飯的生意」，「你出來就是賺錢的，要啥好呢？」
今年春天，因為疫情，公共汽車停了一陣，每天要步行一個半小時去上班，王遠龍要買個電瓶車，於素英不讓。她的生活哲學是能不花就不花，儘可能多地把掙的錢都帶回家。
生活對於素英來說，似乎沒什麼是不可忍受或需要反抗的。以前在上海一家飯店的後廚打工時，王遠龍每次給她打電話，她總說自己過得很好，「不累，住的地方可以洗澡，還有空調」。王遠龍搬來蘇州之後，再也不許母親去菜市場撿菜葉子。於素英想讓兒子吃好，「三姐妹」只好拆火了，她和兒子單吃。
她們的生活沒什麼方向感，懵懵懂懂的，但目標又極為明確——掙錢。「一出門，一天都不想耽誤」，王朝霞說。
工廠沒和她們簽勞動合同、沒有社保，一天的工資是160塊錢，今年之前，是140塊錢。「三姐妹」每天都想把這一百多塊錢賺到手裡，一個月，她們常連續上夜班，不休息一天。
上夜班專有拉車的工人，不需要抬重物，活兒輕巧點。在蘇州的三年多，於素英幾乎成了夜行動物。今年受疫情影響，廠里訂單少了，常常做五休二，她的工作強度比起往年其實還降低了。
來這之前，於素英在上海打工了六年，王朝霞在崑山的工廠。一次，王朝霞去上海玩，遇到了於素英。於素英說：「咱們去蘇州吧，我侄子能介紹活兒」。王朝霞爽快地說：「行，走啊」。
對她們來說，選擇一個城市並不需要特別周密的規劃，或特別的理由，只要是熟人介紹，能掙錢就行。
2019年，過了春節，三個60歲上下的女人搭上了從老家去徐州的公共汽車。從蘇北坐夜班火車，第二天早上來到了蘇州。她們對這個城市一無所知，卻有著很高的熱情。下了火車，直接到廠子，就要上班。經理勸她們休息一天，她們說：「我們不累」。
循環
王遠龍早已習慣了母親對生活的順從。父親還活著時，兩人吵架，父親打她一拳，她坐著不動彈。本來話就少，生氣時，更沉默。
在小時候的記憶里，母親的形象不是在彎腰，就是在下蹲。之前，家裡種著十幾畝的蘋果樹和梨樹。夏天，在灼燙的陽光下，於素英和丈夫鑽進深深的果園，蹲著套果套、打農藥，或是半蹲著，挪著腳步撿落果。
秋天還是蹲著，把蘋果、梨放在木頭箱子裡，庫存起來，等到冬天賣給果商。裝水果的木頭箱子四十多斤，都是她和丈夫彎腰搬起來，六個箱子摞起來有兩米高，需要踩著小板凳，才能摞好。在於素英的村里，女人們一般也臂力很強。
於素英的家和生活就在一次次的彎腰中構築了起來。剛結婚時，她和丈夫只有幾間舊瓦屋。十多年前，他們花了兩三萬塊錢，給大兒子建了新平房，出了彩禮，給他娶了媳婦。
七月的蘇北天空很高，藍且乾淨。於素英的家鄉在徐州豐縣，村子在江蘇省邊緣，幾里路外就是安徽。王遠龍騎著電瓶車行駛在新修的水泥路上，指著路旁一條長河說：「之前這裡是我們家的地」。幾年前說要挖河，徵用土地，家裡現在只剩下兩畝多地。每年年底，他會收到兩萬塊錢左右的補償。
王遠龍的房子在村西頭，二層小樓，房頂吊著大大的水晶燈，中間墜著一點紅，白色的牆面已經掉皮。他今年34歲，皮膚黝黑，下嘴唇厚厚的，有一些斑點。和母親一樣，話也不多，問一句答一句，咬字有點含混不清。
初中沒畢業，王遠龍就去上了技校，做過汽修工，當過保全，在家裡種過地。於素英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有兩個小孩了，王遠龍至今還未成家，以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前兩年，於素英的丈夫去世了，王遠龍一個人在家，於素英擔心他吃不好、喝不好，就讓他一起去蘇州打工，好照顧他。
大兒子結婚之後，於素英就和丈夫操辦給小兒子娶媳婦，這時，娶媳婦的標配已從平房變成了樓房。他們花了十多萬給王遠龍蓋了樓，但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對象，一年年拖下去，適齡的女孩越來越少，彩禮也水漲船高。這幾年，在王遠龍的老家，男性結婚不僅要建樓、買車，還要拿三十萬的彩禮。結婚的成本要60萬左右。
我見過的所有當地人都在向我講述為孩子成家的意義，這是一個家庭最大的「任務」，完不成，「死都不能合眼」。這種觀念也深深種在於素英的腦子裡，像一種「真理」——娶不上媳婦是丟臉的，是失敗的體現。但60萬對農民來說，是不可承受之重，很多父母不得不找所有的親戚借錢，甚至想辦法貸款，再打工還債。
於素英也陷入這樣的循環。種地的收入微薄，去年，她家收了幾千錢斤梨，遲遲沒有貨商來收，梨子擱壞了，黑水淌得滿屋都是。即便收購也很便宜，很難超過一塊錢一斤。
而一個梨從梨樹開花到換成人民幣，一路上還要經歷很多風險。有一年，授過花粉後，突然來了一股寒潮，村子裡很多家的梨子沒結果。大雨、冰雹、病菌……都是偷走收成的賊。
李存民今年65歲，和於素英一起打過工，也是老鄉。「白搭，一年一年的。」這個種了幾十年地的老農民語氣里儘是失望。去年大雨，蘋果樹、梨樹淹死了很多棵。因此，儘管做超齡農民工，不簽勞動合同、沒有社保，但對他來說，已經是一種有保障的生活，「最起碼見月來錢。」
孩子結婚早，已不需李存民操心，但他和老伴兒想為自己存點養老錢，晚年不拖孩子的後腿。總之，好像到什麼時候，勞作都是無法停止的。當地農民對自己的命運有著透徹的理解，他們常說兩句口頭語——「掙命地干」「活著干，死了算」。
地被征走之後，於素英開始進城打工，丈夫在家料理果樹。兩年前的夏天，於素英的丈夫在套果套時，心肌梗塞犯了，送到縣城的醫院，半包吊水沒打完，心臟就停止了跳動。
丈夫生前性格火爆，於素英性子溫吞，但在過日子這件事上，他們都好強。幾十年的老鄰居說他們「恨家不起」，過日子總不想落於人後。
短暫的農閒日子裡，於素英也見縫插針地賺錢，不肯浪費一天。40多歲的時候，麥子收了之後，她和村里女人一起去山東剜蒜。帶一個小小的包袱，裝幾件換洗衣裳，就走。一張大通鋪上睡幾十個人。鋪蓋、被子是共用的，睡一晚付2塊錢。
在一望無際的綠色蒜田裡，她還是彎著腰，拿小鏟把一顆顆蒜剜出來。剜一天，收入20多塊，於素英沒有抱怨，有的只是滿足和高興。在自己老家，包裝水果，一整天才掙10塊錢。每攢夠1000塊錢，於素英就把錢存到銀行。
「要不是為了我結婚，她不可能拼命地掙錢」，小兒子王遠龍說。丈夫走後，於素英也不忘自己的任務。在蘇州，她總叮囑王遠龍「少花點錢」。見她發愁，王遠龍安慰她，「說個二婚的也行，（彩禮）只要十多萬」。
她賺的每一分錢都打進一張銀行卡里，這是丈夫生前專門為小兒子結婚存錢辦的卡。為了防止王遠龍亂花，丈夫走後，卡交給了大兒子保管。
幾公里的世界
對於自己的生活，於素英本有自己的打算。四年前，村里危房改造，她和丈夫的老房扒了，政府補貼了三萬塊多錢。他們拿著錢蓋了三間平房，花了幾百塊買了兩扇二手大門，裝新大門要好幾千塊，兩夫妻不捨得。原計劃小兒子結婚後，二人搬出來，單獨住。沒想到新房子一天沒住上，兩人都撒手人寰了。
「誰知道她壽命咋能這麼短呢」，王朝霞覺得於素英離開得實在太突然，此前不知道她有任何疾病。在蘇州，她們睡在一起，有時睡醒，她會捏捏於素英的鼻子、臉，逗逗她。「你捏我幹啥？」於素英不喜玩鬧，但面對王朝霞的「招惹」，她也不惱，只嚷一聲。
7月10日，凌晨1：40左右，警車停在了小區外面，沒驚動閣樓里的其他人。王遠龍只掉眼淚，沒哭出聲，那個夜晚很安靜。「三姐妹」中的王朝霞和另一個同伴要加班，早早地出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於素英去世的消息。
凌晨三點左右，殯儀館的車把於素英的遺體拉走了。法醫鑑定，於素英是自然死亡。在這個酷熱的夏天，於素英沒能從死亡詛咒里倖免。她連「熱射病」都算不上，法醫推斷她的死亡時間是下午四點多，六點多被發現時，已無法再送醫院，沒有病理診斷。
建築工人、環衛工人、快遞員……體力勞動者是高溫下最為脆弱的人群。於素英所在工廠認為她死在出租房裡，不屬於工廠責任，出於人道主義，給了不到三萬塊的賠償。
生活中，即便是「三姐妹」也沒感覺到有過於素英特別開心，或特別難過的時刻。她似乎沒啥愛好，在老家時，丈夫偶爾打打牌，於素英不會打，也不和其他農村婦女一樣跳跳舞或去信基督教。不下雨時，上地幹活。幹活回來，吃過晚飯，站在屋外和人拉拉呱，然後回家睡覺。「她就喜歡幹活」，王朝霞說。
於素英一輩子去過山東、上海、蘇州，但實際活動的範圍卻很小，她的世界始終只有幾公里。
在老家，她的腳被拴在了土地上，到了城裡，活動範圍常常以賺錢的地點為圓心，只往外輻射幾公里。在蘇州，於素英沒去過市區。她每天的行動軌跡就是工廠——住處、工廠——住處……睜眼乾活，閉眼睡覺，如此重複三年。
唯一出去玩是在來蘇州的第一年，「三姐妹」一起去工廠附近山上的一座廟參觀了下。走了半個多小時到了山腳，於素英卻不小心踩到了塑料紙，摔了一跤，她說，腰疼，沒往上爬，在山下坐著等。之後，王朝霞又去過兩次，但於素英再也不願去了。於素英一直用老年機，休息時，偶爾用兒子的手機看看抖音。
「沒有啥話說」，王朝霞說。她們在一塊除了聊聊去山東打工、在老家的事，你愛吃點啥菜，地里種了啥菜，之間就沒有更多的話了。
聊天也需要材料，沒吃過、看過、玩過，能聊什麼呢？王遠龍見過母親最健談的時刻就是和哥哥打電話，「能拉十多分鐘」。王遠龍哥哥的孩子上小學後，就和媽媽一起去姥姥家住了，和於素英兩口子不親，「奶奶」都很少喊，於素英心裡難受，常買好吃的送去，但她不會像其他老太太一樣，「乖乖」「兒」地喊著哄孩子。
最近，王遠龍老家客廳的地上，多了一個暗紅色的相框，上面綁著黑花，是於素英的遺像，和丈夫的並排放著。在王遠龍手機里留著母親的一張照片：於素英戴著紅色鴨舌帽、繫著花圍裙，雙手掐腰，站在廠房的垃圾堆里。這是於素英留下的為數不多的照片，像素很低，看不清五官，她的遺像是身份證號上的照片。
當地有習俗，人死後，生前的東西要全扔掉。於素英在老家住過的房間裡有一張床、兩床破棉絮、一張沒有抽屜的桌子，一台二十年前買的大頭電視機和一個掉了蓋的紅木箱子，這就是這個女人在世界留下的微弱痕跡了。她的遺體在蘇州火化後，骨灰被兒子捧回了老家，葬在了果園裡，和她的土地融為一體。
（本文除於素英、王遠龍外，其他講述者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