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傳記文學《色爾瑪：逃離希特勒魔掌，卻成⽑澤東囚徒》（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是一個關於中國文革受難者的罕見文本，下引我的一篇書評，刊載於 openbook，介紹此書很特別的兩點：一是被紅色政權視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的西人中，頗有些人以讚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而誤導西方世界，我舉了三例：韓丁、韓素音和斯諾；二則中德文革與納粹之比較，實質乃毛澤東與希特勒之比較。這兩個話題，在今日中文語境之中，皆乃稀少弱音，很象徵性地顯示了中共集權的強大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發燒。僅引文中此兩點於臉書。】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2004年7月第一版）中，已經錄入503名受難者，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文革受難者仍然有「失蹤者」，猶太人色爾瑪可能是晚近發現的一位，上述這本傳記文學，由荷裔紀實作者卡羅琳．維瑟（Carolijn Visser）所著，曾獲2017年荷蘭利布里斯歷史獎（Libris Prize）。此書以荷裔猶太人色爾瑪的人生經歷，具體而微地描述了毛澤東統治時期複雜、殘酷的時代氛圍，以及大饑荒、文革等慘絕人寰的記錄，並且是以一個西方人的視野——色爾瑪親身見證了大躍進、大饑荒與文化大革命，也是文革期間唯一受困中國的荷蘭人。
一、借西人美化中共是從延安開始的成功策略
二戰後，大量西方左派人士來到共產中國，許多人被這個紅色政權視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其中頗有些人以讚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態度和書寫，誤導西方世界，我僅舉三例：韓丁（William Howard Hinton），1945年以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的身份來到中國，參與國共重慶談判，結識了周恩來和毛澤東；1947年應聯合國徵召到中國擔任拖拉機技師，後在山西省長治市附近參加土改，並寫成紀實作品《翻身》；1971年他應周恩來之邀重返中國，頻頻出現在報刊電視上，成為中國人家喻戶曉的"老朋友"，回美國後撰寫了反映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著作《百日武鬥》和《深翻》。另一位韓素音，英國籍亞歐混血作家，在20世紀冷戰時期多次到訪中國，在西方主串流媒體《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發表訪華見聞，讚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深刻影響西方世界，其作品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支持者。藉由西人的見聞和書寫美化中共這個暴力集團，乃是從延安就開始的一種成功宣傳策略，最早的一個著名例子，便是愛德加·帕克斯·史諾（Edgar Parks Snow）和他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在英國倫敦出版，中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引起極大轟動，成為暢銷書。
在中文之外的話語和出版物中，揭露一九四九年中共暴政的文字和書寫非常罕見，直到《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但是關於民間和社會生活的真相依然極少。一個曾逃離納粹迫害的猶太人色爾瑪，卻離奇地又生活到共產體制中去，目睹了另一種專制暴政和人道危機，這樣的人生經驗，在東西方都是非常少見的。被周恩來招回中國的心理學家曹日昌，在文革爆發後就被打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隔離審查、接受無休止的批鬥，身心俱傷。他的夫人色爾瑪當時正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書，也被心理研究所造反派抓走關押，受盡虐待，最後自殺。造反派甚至逼迫曹日昌站在色爾瑪的遺體前譴責她的自殺，要他批判自己的亡妻，與之劃清界線。1969年1月，關押中的曹日昌被迫害至生命瀕危，送到醫院不久便死於"肝癌晚期"。
色爾瑪隨丈夫曹日昌去中國，從五十年代初的肅反運動之後，就備受排擠打壓，而曹日昌又勸說她加入中國國籍，取名吳秀明，其實她的荷蘭公民資格，在她跟曹日昌結婚後就已經喪失。她經常去荷蘭駐中國的代辦處交涉恢復荷蘭國籍一事，作為補救的舉措，她終於在1966年得到返到祖國荷蘭三個月的簽證，而一個月後文革就在中國爆發，她被迫在9月返回中國，這一步，便註定了她的生死，嗣後是抄家、審查與批鬥，在無休止的羞辱中，色爾瑪依然與荷蘭代辦處聯繫，希望能夠返回荷蘭，未能成功。1968年3月，她的女兒曹何麗到內蒙插隊前，去心理研究所牛棚探望母親時，色爾瑪已經目光呆滯、沉默無言，不到一月，她就在絕望中自殺。
據不同學者研究估計，文革導致的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200萬到2000萬不等，其中有多少外國人，沒有統計數字，色爾瑪是不是唯一的？一個歐洲人在中國文革的暴力中，跟任何一個普通中國人一樣會遭遇虐待、橫死，甚至作為外國人，如果沒有當局的特別保護，其外國人身份，反而比走資派、反革命、黑幫等身份更危險、更招致迫害，這就是文革跟外國居留者的關係，是我寫這篇書評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我甚至覺得，這也可能是文革研究的一個未開闢的面向。
二、毛澤東殺的多是中國人
我想到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德比較。色爾瑪是荷蘭人，又是猶太人，具有遭受德國納粹迫害的親身經驗，那麼，同時具有納粹和中國共產黨雙重暴政迫害經驗的人，色爾瑪是不是這個世界的唯一者？由此，經由色爾瑪個案的中德比較，從政治、社會到文化，也許非常有價值的。
此書關於納粹迫害經驗，談得比較籠統：『關於她的母親，早在⼀九四三年五⽉⼆⼗⼆⽇被納粹抓⾛，⼀周后便死於索比堡的毒氣室。⾊爾瑪和⽗親設法躲藏，⼀度躲到恩荷芬，當時⼀同藏匿的還有柯莉，以及她加入抵抗軍的丈夫范德蘭。⼀九四四年，范德倫加入荷蘭軍隊，與英國⼈和加拿⼤⼈並肩作戰，同年⼗⼆⽉⼗八⽇死於德軍之⼿。⾊爾瑪從不在信里提及當年恐怖，也不和孩⼦們談這些。那可怕歲⽉對她影響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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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爾瑪在中國文革中受迫害的經驗，非常珍貴，屬於私人角度，假如轉向宏觀角度，作中德比較，比如從德國經驗看中國文革，就會產生同謀者與受害者、希特勒與毛澤東之類的思想史問題，展現社會、歷史、文化的大視野。
中國民間導演胡杰製作的卞仲雲死難紀錄片《我雖死去》，被譯成德語上了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由一個小出版社譯製，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Schwiedrzik），據說曾經是個"毛分子"，他的妻子則是大名鼎鼎的維也納大學漢學家蘇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間留學北京，學的是中共黨史。據說他們夫婦看了這個紀錄片，很震動，找到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聯絡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寫過一篇《如何面對文化革命的歷史》，拿德國經驗（納粹）跟中國的文革經驗作對比，極有價值，尤其她作的是關於罪與責的對比。我想，沒有哪個民族比德國人更有資格談這個問題。她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希特勒曾使每一個崇拜者獲得滿足，由此也導致所有德國人都自覺是受害者，而拒絕面對真正的受害者；這種同謀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身份"或"兩面性"，曾是一個重大障礙。
這種"雙重身份"的德國式尷尬，當然也發生到中國共產黨身上——"存活下來"的鄧小平為首的整個中共體制，它的全部官員（走資派），當然也包括"保爹保媽"的高幹子弟們，既是毛澤東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幫凶；更典型的，還要算是"副統帥"林彪集團、"小爬蟲"王關戚等，但沒能存活下來；不知道"四人幫"和陳伯達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實在一定意義上，他們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國人怎麼界定戈林元帥和黨衛軍首領希姆萊。
但是，中德之間總還隔了一層，由於歷史、文化的不同，首先，主席與元首的區別——德國人跟希特勒的關係，與中國人跟毛澤東的關係，最不一樣的地方，是毛澤東從來沒有讓所有中國人都"自我滿足"、自豪過，恰好相反，這位梟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運動中，依次讓不同的社會階層跌入地獄，飽嘗挫折感、罪惡感、"另冊"感，他用"運動"群眾的這個法寶，變著花樣挑動中國老百姓互相批鬥，把中國變成一座"古羅馬鬥獸場"；"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是希特勒絕對沒有的一種興趣，西方漢學家不太容易看懂現代中國和中國革命，有些人不是也曾經霧裡看花地崇拜過毛澤東嗎？
還有一層不同。納粹歧視非日耳曼人，專殺猶太人，也有個專用名詞，叫著"種族滅絕"（genocide）；可是史達林、毛澤東殺的大多是自己黨內的競爭者、自己民族和國家的老百姓，這該叫個啥，好像還沒人發明個詞出來。
這個區別，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使"同謀加受害者"的雙重身份，更加曖昧，直接影響魏格林說的整個民族的"道德記憶重建"。
至於民間，魏格林認為處於一種"記憶群體"分散、割裂狀態，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訐，因為"每一個人、每一個曾經參加過運動的階層、每一個政治團體都要從歷史經驗中尋找出能夠支撐重建其自尊的東西，同時又要設法忘卻與此目的不相關的東西"。這個觀察很準確，但是我不知道她會不會看清楚，這恰好是官方所樂見的一個局面。
中國與德國最大的不同，在現實體制層面，第三帝國徹底崩潰，希特勒沒有任何繼承者存活下來，這使得德國人的反省沒有任何制度的阻力。
這在中國恰好是一個相反的情形。魏格林問道："年輕一代為何不起來強烈要求公開討論文革的問題，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現象"。可是，為什麼她沒有問：" 中共當局為什麼至今不允許公開討論文革？"
而且， 中共當局在"六四"以後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遺忘運動"，難道是國際社會和西方漢學界視而不見的嗎？今天中國的年輕人，除了還知道毛澤東是誰，對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等一概聞所未聞，連二十年前的趙紫陽都很少有人知道了。這麼一個民族，你還指望她有道德記憶，不是異想天開嗎？
毛澤東的畫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還躺在對面的紀念堂里——請一個德國知識分子設想一下，假如二戰之後希特勒在德國還仍然享有這樣的待遇，德國民族還能反省第三帝國對猶太人的罪行嗎？他們還有能力認識"為什麼大多數人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則，而跟著偉大領袖走"嗎？
中共官方在最權威的公共空間保護著這個"象徵"，就保護了每一個文革參與者心裡的"小毛澤東"——"同謀與受害者"這個雙重身份就不會瓦解；毛澤東就依然俯視著中國，而在他的注視之下，人們就不必理會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後的一幕幕歷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須保住"毛澤東"這塊神牌的思路，因為他就是這個政權的來源。其實問題沒有那麼深奧：德國民族跟著希特勒毀滅過一次，中國則沒有。
色爾瑪提供的視角，在今天的最大意義，乃是中國已經出現政治制度上的倒退與復辟，毛澤東也「找到」了他的接班人，習近平與毛澤東沒有血緣關係，其嗜血的遺傳清晰可辯，那上承兩千年前的商鞅秦制，從古至今的歷史脈絡從未斷過，所以至今中國還不是一個現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