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7日，加西亞·馬爾克斯去世。我當時在悼文中寫道：
「在我記憶中，這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第二次死亡。」
第一次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我在某報上讀過一篇關於書展的稿子，記者將馬爾克斯寫成「已故作家」。很顯然，記者只是知道這個名字。
馬爾克斯去世時，微博和朋友圈滿屏都是悼念。也有幾個真誠的朋友，坦言自己沒讀過《百年孤獨》，或是壓根沒讀下去。馬爾克斯的晦澀，本就決定了他的作品不屬於大眾讀物。他也未必在乎你是否讀他的書，讀不意味著高明，不讀也不意味著失去了什麼，但他肯定不喜歡有些人跟他裝熟。
說起馬爾克斯，很多人言必稱《百年孤獨》，我則獨愛《霍亂時期的愛情》，也更喜歡它的台灣版譯名——《愛在瘟疫蔓延時》。
港樂里也曾有一首《愛在瘟疫蔓延時》，那是周耀輝作為填詞人的初試啼聲，頗為驚艷。一句「不必親近在這天，不想今後獨濺淚」，儼然標準傷情歌，可是副歌部分的「獨舞疲倦，倦看蒼生也倦」，以及那句「靜聽天怨」，便讓人聽出了末世情結和大時代的悲愴。
馬爾克斯的文學之路，同樣與大時代息息相關，以至於他和一位好友常常被人相提並論。那是1948年的「波哥大事件」，那年4月9日，哥倫比亞總統候選人、自由派人士豪爾赫·蓋坦被暗殺，首都波哥大陷入混亂，動亂導致數千人死亡。當時正在波哥大讀大學的馬爾克斯，從此對骯髒政治深惡痛絕，潛心文學。而當時正以學生代表身份在波哥大參加國際學聯會議的另一位年輕人，卻一心要「武裝奪取政權」，他是卡斯楚。
暴力並未終止，1949年到1962年之間，哥倫比亞始終政局動盪，近三十萬人喪生。此時的馬爾克斯，坎坷困頓，一度流亡歐洲，他的《百年孤獨》，要到數年後才開始創作並完成出版。1955年，他出版了《枯枝敗葉》，1962年，他出版了《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它們必須要沾後來者《百年孤獨》的光，在他成名後才成為經典。
拒絕政治的馬爾克斯，無法在作品中迴避政治。即使是並不魔幻現實，在技巧上極為傳統的《愛在瘟疫蔓延時》，也在哥倫比亞的混亂背景下衍生劇情。那個海港城市喀他赫納，在戰爭和霍亂中沉淪，仇殺與劫殺遍地。即使愛情無比熱切，哪管天昏地暗，仍逃不開這亂世宿命。
這種大時代背景，使得那句人們熟知的「廣告詞」有些單薄，「他們在二十歲的時候沒能結婚，因為他們太年輕了；經過各種人生曲折之後，到了八十歲，他們還是沒能結婚，因為他們太老了」，沒錯，故事真的是這樣，但不僅僅是這樣。
死亡與孤獨，是與愛情並存的母題。在那個城市裡，因為內戰、霍亂和混亂的治安，到處都是腐臭的屍體。如果沒有愛情，你還能從哪裡獲取勇氣，在滿目瘡痍下生活？
但愛情本身，往往是最容易遭受阻撓的玩意兒。馬爾克斯就借費爾米納之口說：
「一個世紀以前，人們毀掉了我和這個可憐男人的生活，因為我們太年輕；現在，他們又想在我們身上故技重施，因為我們太老了。」
人們總是樂此不疲，毀掉別人的生活，然後，再毀掉一次。有時，他們甚至不需要藉助戰爭，也不需要藉助瘟疫。
霍亂曾真實發生，但它同樣是一種意象，它的本質是孤獨。人生而孤獨，沒有人能改變獨個兒前行的命運。淒風冷雨中的倉皇，未必是每個人的肉體必經，卻是靈魂不可逃避的路程。
霍亂還隱喻著愛情。愛情本就是一種病，瘋狂的愛更如瘟疫蔓延。
所以，你必須相信，那個13歲的教會學校高傲女生，會與一個削瘦、近視的私生子電報員相愛。你更要相信，即使兩人後來決裂了，可是在51年9個月又4天後，他會對新寡的她說：「這個機會我已經等了半個多世紀，就是為了能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對您永恆的忠誠和不渝的愛情。」
這樣的愛情，不僅僅是瘟疫，也是一場兩個人的災難。
那年，他76歲，她72歲。他「鼓足勇氣用指尖去摸她那乾癟的脖頸，像裝有金屬骨架一樣的胸部，塌陷的臀部和老母鹿般的大腿……肩膀滿是皺紋，乳房耷拉著；肋骨包在青蛙皮似的蒼白而冰冷的皮膚里……」
在那漫長的等待里，他用了25本筆電，記錄了622場與污穢城市、持續瘟疫和無盡死亡並存的愛情。因為內心的期待，他最喜歡寡婦，直到老去。當她的手在他的下體「找到了那個手無寸鐵的東西」時，他說「它死了」，還說「過多的愛和過少的愛都對它有害。」雖然，第二天，他能夠以「迅速而可悲」的狀態，完成與她數十年間的第一次做愛。他們錯過了青春和美妙肉體，但也避過了瑣碎生活的紛擾，直抵死亡。
在《愛在瘟疫蔓延時》、也就是《霍亂時期的愛情》出版的十年前，馬爾克斯還寫出了《家長的沒落》。在他看來，這部構思十餘年，並花費七年時間創作的長篇，是他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僅次於《百年孤獨》的重要作品。
作為一個偉大作家，即使他遠離政治，也不可能避開那個世紀裡困擾人類的魔咒——專制。
與《百年孤獨》的隱喻不同，更與《愛在瘟疫蔓延時》隱藏於愛情之後的暗流不同，《家長的沒落》的故事直接以獨裁者為主角。
它有點魔幻，有些情節還很誇張。它有散文詩的風格，卻像一個寓言。那位大獨裁者、某國總統尼卡諾爾，推行高壓統治，大搞情報網，以暴力鎮壓為手段，大肆捕殺政敵和反抗者，甚至乾脆宣布國家進入瘟疫狀態，授意軍隊隨意屠殺民眾。他情婦無數，孩子有幾千個，連剛出生的兒子都被授予少將軍銜。他出賣主權，將國家的專利權和鐵路航運權都讓給了外國人……他對自己的第一夫人言聽計從，但有一天夫人被獵狗吃掉，他為此殺人無數，而趁機將近千人誣為「仇敵」並將之殺掉的德拉巴拉，則成了他的心腹。
我不知道，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馬爾克斯如何看待世紀魔咒，但就在1958年底古巴革命時，他一度傾向左翼，並與卡斯楚成為好友。《家長的沒落》出版後，世界文壇為之轟動，認為這部作品「無論從結構還是語言來看，在拉美文學界以及作家本人的作品中，都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對於拉美人來說，這部小說儘管魔幻，卻處處可以找到原型。在那個一度無比混亂的大陸上，有太多這樣的獨裁者。比如宣布死訊又突然復活的「橋段」，便曾真實發生。但作為寓言存在的它，足以全面影射上世紀摧殘半數以上人類的魔咒。
但對於馬爾克斯來說，政治從來都不是其作品的唯一母題。他自己也曾說過，除了政治的骯髒，他還想表達人類在這骯髒中的艱難困頓，自我掙扎。早在他創作《枯枝敗葉》時，他就強調文學創作的獨立性，偏偏在那個時代，哥倫比亞政治動盪，民不聊生，他的觀點很容易引起朋友們的抨擊，責難他沒有「先天下之憂而憂」。
只是，喊口號容易，甚至一輩子喊口號都很容易，可始終悲憫地看待這個世界，卻非大師不能。馬爾克斯從來都不是某些在階級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國內學者所鼓吹的那樣，是什麼「階級分明的作家」，他只是堅持探尋人類的本質——孤獨。
那些亂世中的孤獨、愛情中的孤獨，還有不被時間所改變的百年孤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