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聊到自己所在的社會與經濟階層，兩種表達同樣常見：一些人說，「我只是中產而已」，一些人說，「我應該算是中產吧」。很明顯，中產階級是一個被濫用的範疇，它受用於希望隱身的小布爾喬亞和真正的資本家，也慷慨地包容了搖搖欲墜的階級流動者。
自我認知為「中產階級」的人們，可能也更容易接受社會流動性取決於個人的努力與才能，人人都需要在開放的競爭中奪得自己的位置。但是，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的學者豪道斯·魏斯認為，「中產階級」掩蓋了資本主義「徵召」勞動者為其服務，受其迷惑，以至於無意識地被其剝削的過程。
今天分享新書《我們從未中產過：社會流動性如何誤導了我們》第一章的節選。為什麼一邊是產能過剩，一邊是貧窮甚至是對獲取的限制？為什麼一邊有人沒日沒夜地加班，一邊有相似技能的人陷於失業？
我們會發現，「中產階級」作為一個看似溫和的標籤，通過將勞動者包裝成經濟主角，正在成為一種抹除不平等的意識形態。
作者：[以]豪道斯·魏斯
譯者：蔡一能
當我們談論中產階級時，我們在談論什麼？這個術語的關鍵部分不在於「階級」，而在於「中產」。它所引出的是一條逐級展開的光譜，人們在光譜的首尾之間來回移動。中產階級的「居中」暗示了空間的存在：在社會和經濟的意義上，我們相對於地位更低或更高的人群而移動，時而離這群人更近一寸，時而又向另一群人更近一分。它也隱含了時間中的運動，讓我們意識到，我們會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內上升或是下降。家族內連續數代的成員也會做相同的事，進一步驅動、延續或是改變我們上升或下降的軌道。我們持續不息的運動顯示了不穩定性。中產階級有時被形容為一個雄心勃勃的群體，被觸手可及的成功所牽引；有時又被形容為一個缺乏安全感的群體，時時陷入對墜落的恐懼。用社會批評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話說，中產階級是轉瞬即逝的，需要持續不斷的努力才能彰顯和維持其社會地位。
和我們談論中產階級時強調的「中產」相比，「階級」一詞卻被弱化了。事實上，「階級」被消音的程度之深，已使一些理論家注意到，說起「中產階級」幾乎就像是在說「沒有階級」。他們指出，中產階級性既未喚起一種根深蒂固的身份認同（只需將其與種族、宗教、民族/國家、性別或性取向做個對比），亦未喚起對於同一族類在情感上的忠誠——即便人們承認這一群體的存在。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是，不同於奴隸與主人、農奴與地主或是更典型的工人與資本家這些對立範疇，中產階級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對立階級。相反，中產階級用一幅彼此分離的眾多個體所構成的圖景，取代了具有凝聚力與邊界性的群體概念。在這幅圖景中，每個個體都完整具備著個人的歷史、欲望與命運，仿佛任何一種固定的定義都不可能把握住他們是誰、他們在做什麼、他們將如何生活。
更有甚者，最近幾十年，我們轉而將社會理解為很簡單地由中產階級與其他人群所組成。按照這種理解，「中產階級」代表了常態：他們是自食其力的個體，以常規的方式前進或是掉隊——所謂常規，也就是有條不紊的、獨立的和漸進的（除去例外情形），沒有巨大的波動。人們認為這種常態反映了投資帶來收益、懶惰遭到懲罰的標準性質。在大眾的想像中，中產階級之上悠遊著無需努力上升也無墜落之虞的精英；而在中產階級之下，如果我們將目光限於發達經濟體，看到的將是依賴社會福利的下層社會與其他邊緣人口；如果我們將目光放得更遠，看到的將是廣大的赤貧者。所有這些人群，與中產階級與精英相比，似乎都被束縛在悲慘的境地中。
將中產階級視為關於個體自主的不分階級的常態，這種想法就是在否認「階級」背後的含義。它否定了這樣一種觀念：間接、非個人的力量可能會限制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或是預定我們將擁有何種機會、何種生活品質。和種族、性別和宗教等範疇相比，階級更強烈地指向了決定我們生活的外部因素。這是因為，社會與經濟機會正是階級概念的題中之義（相反，對於某一種族或性別群體的一員，是特定地方、特定時代的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為其分配了某種命運）。拒絕階級或者主張中產階級性（本質上是一回事）就是否棄這樣的觀念：我們一生中取得成功的機會除了取決於自身的欲望、能力以及尤其重要的努力，還可能由其他因素決定。中產階級在這條否棄之路上走得很遠。
人人皆有成為中產階級的潛力，這一論斷暗示了社會流動——無論上升還是下降——都是我們自己的事。我們很難找到「中產階級」的指示物（referent），正是因為其邊界是如此不固定。實際上，只有當中產階級的邊界是不固定的，才能成就上述的社會流動。「中產階級」代表了一種開放的優績主義（meritocracy），它向甘願投入的人不斷給出准入的承諾，並向不願投入的人發出墜落的警告。延遲滿足，犧牲部分消費以備將來之需，承擔負債資產帶來的風險與義務，投資教育、培訓、房產、儲蓄計劃和養老金，這些都是中產階級躍升和防止墜落的策略。中產階級性暗示了人人皆可通過努力、行動力與犧牲實現上升，正如人人都會因浮躁、懶惰和胸無遠志而走向滑落。它斷言了我們是自己命運的主人和機遇的主宰。這一判斷同樣強有力地適用於我們在朋輩眼中的形象：如果我們成功了，那一定是因為我們在自己身上下了功夫；如果我們失敗了，我們大概就沒有下這樣的功夫，除了自己，怨不得任何人。
如果這就是「中產階級」的含義，那麼它所服務的是何種目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著眼於「中產階級」的頭號支持者，包括政客、政策專家、企業、營銷公司、開發機構和金融機構——他們一同高唱著道德說教的宣言，稱頌中產階級是民主、進步和消費驅動型經濟增長的先驅。當他們謀求擴張中產階級的版圖，或是為中產階級的利益與脆弱性代言時，他們會各自持有大相逕庭、有時相互衝突的情感與意圖。但有一點他們是共通的，那就是他們都在事實上依附於資本主義（雖然很少承認），這種依附性的最基本因素是，他們都依賴於資本主義的運行才能實現各自的目標。
關於所謂的資產階級美德（bourgeois virtues），最博學的辯護來自經濟學家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卷帙浩繁的著作。她在中產階級身上發現了各種美德，從誠實到更豐富的社會生活、情感生活甚至性靈生活，再到多樣的身份選擇。只要你造訪過以夜不閉戶為傲的富人區，就知道把特權說成道德是多麼令人生厭。然而，像麥克洛斯基這麼聰明的人，當她認為諸多美德與實踐這些美德所需的大量特權不可分割時，她所秉持的是對資本主義的真誠信仰。她相信，這些稟賦與性情作為經濟增長的紅利，是我們所有人都有機會得到的——富有資產階級美德的人越多，就會有越多人享有更富足的生活，正如據說已經捷足先登的數十億人那樣。
電影《資產階級的審慎魅力》
文藝評論家弗朗哥·莫萊蒂（Franco Moretti）將麥克洛斯基筆下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調換為「中產階級」。他使我們注意到，到十九世紀，由於能夠更好地兼容「社會流動」的含義，「中產階級」一詞已經悄然取代了更早、更僵硬的範疇。記住這一點，我們便可理解麥克洛斯基真正想表達的是，中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主角，這些角色的優點反映了資本主義本身的優點，他們的快速擴張標誌著資本主義財富的擴張。莫萊蒂繼而觀察到，麥克洛斯基歸於中產階級個體的誠實品質多麼完美地對應著資本主義市場的機巧：在一個經濟體系中，理想型的行動者只需依規則行事來獲得報酬，靠鑽制度空子是得不到好處的。
從這一洞見出發，要想譯解「中產階級」這一範疇，一個顯而易見的切入點就是考察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及其促成的結果。那麼，請讓我簡要勾勒一下資本主義的部分面向，這些面向為身處其中的中產階級預先描繪了目標。麥克洛斯基拒絕給出關於資本主義的其他定義，而是強調了圍繞自利行為的老一套說辭：只要能自由參與健康的競爭，自利行為就會鼓舞進取和事業心，從而推動市場發展，形成巨大的溢出效應——也就是「水漲船高」的著名故事。一個信息量更大的討論起點是資本主義的如下特質：除個別例外，資本主義所基於的生產過程都是沒有中央計劃和協調的。不同於另類或早期社會與經濟體制下的生產活動，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通常不是按照民主過程或專製法令所確定的部分或所有人的需求，去創造商品和服務；相反，資本主義假定每個人想生產什麼就生產什麼，生產者之間的競爭自會決定每樁事業的成敗。
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喜歡說，上述成敗最終反映了生產者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需求：如果人們沒有足夠的購買意願，就不會有商品或服務被生產出來；要是它們被生產出來了，生產者就會關門大吉。人們對貨品與服務的渴望向企業主發出了「有利可圖」的信號，後者相應地生產出了符合需求的商品。雖然未經協調，但市場機制的自由運轉在名義上滿足了大眾需求與欲望。這一推理過程略去不提的是，即便在充足購買力的堅實支撐下，大眾需求可以劃定任何一個企業主最終的生產界限，這一界限只有在生產成為既定事實後才會顯現出來。換言之，在界限劃定之前，已經有眾多企業主被推向倒閉，已經浪費了大量的過剩商品，而諸多需求卻仍未滿足。
這裡的關鍵在於，種種負面後果的形成並不是由於生產者未能精確預判需求。實際上，他們恰恰展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邏輯，正是這種邏輯造成了持續性的生產過剩。為了避免被擠出市場，生產者需要比競爭對手生產更多商品，並以更低的價格賣出。這一競爭壓力也是驅動企業經營的動力。因此，生產出來的商品並不是為了滿足需求或欲望。實際上，他們只是用來在市場上分一杯羹的工具，依靠的是對成本削減的耐受力，對漲價和更新換代的推動力，以及為產品之間的細微區別賦予個人意義、進而誘發需求的能力。由此形成的商品過剩——從不同品牌的生活用品、不同風格的娛樂產品到種類繁多的專業服務——爭著讓我們掏出錢包。我們經常用不上這些東西，更經常買不起太多東西，無論製造商和零售商多麼迫切地想要把它們塞進我們手中。
當生產者們奮力要達到具有競爭優勢的生產率，整個生產過程就改變了。新的生產過程吸收了技術革新，加快了產品的供給並使其多樣化，同時也使大量工作成為多餘，對於每個倖存的雇員則儘可能地壓縮其工作量。這就解釋了資本主義的活力，只需要越來越少的總體工作時間就能生產經濟中過剩的商品。這也解釋了以下事實，即當一些人幾乎把和親人見面的時間都悉數投入工作，更多具有相同技能的人卻在承受失業、不充分就業和貧困的後果。如果我們把資本主義放在全球整體中思考，它的一大特質就是這樣一種顯著差異：一邊是數量驚人的物品被生產，再被浪費，另一邊則是令人絕望的匱乏和試圖掙得基本必需品的普遍掙扎；或者，一邊是人們因過勞而不堪重負，另一邊則是人們因失業而灰心喪氣。
電影《大空頭》
為了讓生產的車輪持續轉動（並持續僱傭工人、金融家、提供機械設備與各類服務的輔助供應商，來促進商品的生產、流通與銷售），那些最初把車輪發動起來的人必須再投資自己的生意，才能不賠掉它。然而，他們也得有機會從生意中獲利，才有動力為眾多商業嘗試付出辛勞、承擔風險。因此，經濟結構中必須有足夠易得且可用的人力、物質與金融資源，來助推企業，激勵工商業不同領域內的競爭。要保證這種可用性，就得不斷積累全球剩餘。
雖然無生命的系統並無某種主觀意圖，但就其似乎在持續推進某一目標而言，它又不乏一種內在動力。資本主義累積的過剩之所以被稱為剩餘（surplus），是因為從全球積累的資本並不能再次投資於造就它的經濟活動而得利，或是重新流入造就它的社會、以任何形式為當地人口所享用。生產過剩總是會產生剩餘，而將部分剩餘據為利潤是商業冒險的動力。反過來，人們可以獲取、持有的貨品與服務必須被限制，從而激發他們為這些東西展開競爭、產生剩餘。同理，在利潤或收入中，或是在對未來某一時刻利潤或收入的預期中，必須體現出足夠多的剩餘，來促使人們再投資更多生產活動、製造更多商品。
資本主義市場的基本規則是不受強迫、不通過偷竊，將一件物品自由交換為另一件等值的物品。在自由和等價交換的情況下，剩餘只能通過一種方式產生：使勞動者貢獻的產品與服務的價值大於他們的收入所體現的價值。卡爾·馬克思將這種方式稱為剝削，因為，即使僱主從一開始就無意傷害任何人，即使僱主和雇員同喜同憂，勞動者的工作也沒有得到完全的報償。無論工作是低賤還是崇高，勞動者在參與生產的商品中所貢獻的價值都大於他們能用薪水買到的東西的價值。並且，無論他們掙到了什麼，哪怕他們掙了很多，都比不上他們對生產的貢獻。否則，就沒有人會僱傭他們、付他們薪水了。
此外，總體而言（但也存在一些眾所周知的例外），工作所得收入都不足以讓勞動者最終擺脫工作，否則就沒有足夠的勞動者來為經濟生產剩餘了。最後（此處依然存在例外），工作所得收入又得能夠滿足勞動者及其家人在食品、住所、健康、教育和培訓上符合社會一般程度的需求，否則經濟結構中的勞動力就無法勝任工作並產生剩餘。勞動中未被補償的價值，以及體現這部分價值的「利潤」與「收入」，經過榨取，進入了資本主義的積累過程；但當這種積累被委婉地稱為「增長」，背後的榨取環節就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這為剩餘賦予了「進步」的光環，使人們忽視了勞動者在其中承受的代價。
獨立生產者之間的競爭重塑了整個生產過程，減少了種種壁壘，以免其妨礙、拖累有利可圖的貨品和服務的生產與流通。小型產業要麼擴張，要麼消失。企業主要麼通過技術進步節省企業開支，要麼就會因產品價高而被淘汰出局。各國經濟被（不均衡地）整合進世界市場，從而生存下來；而對相對強大的經濟體來說，這一整合過程也是為了和相對弱小的經濟體做生意從而獲利。由此帶來的生產率提高使企業能夠更廉價地生產出勞動者拿工錢購買的一切衣、食、住、行等貨品與服務。如果勞動者可以花更少的錢買到想要的東西，僱主和客戶也可以少付勞動者工資——不論是就名義總價還是相對價值而言。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工作與服務為經濟貢獻了更多的剩餘，因為它們產出的價值大於它們的價格。資本主義由此產生了集中於精英階層、任其進行再投資的巨額財富，即便這一過程可能是緩慢或間斷的。這是一條曲折前進的道路，某些地區、某些產業的勞動者或許可以通過成功的政治或個人行動改善其處境，或是贏得喘息之機，但總的來說，工作的價值在降低，就業狀況變得越發艱難而脆弱。
如果臣服於資本主義的勞動者能從這一制度中得到的只有榨取剩餘的工作，我們很難想像資本主義能夠完好無損地一直運行至今，更不用說變得蒸蒸日上。工作不可能永遠都是艱苦、報酬過低的，不可能既讓勞動者與他們創造的大量財富無緣，又不讓他們積蓄不滿，以至於不斷發起鬥爭來和資本主義一刀兩斷，或是用一種更加公平的生產與分配製度來取代它。從歷史上看，當然勞動者經常試圖這樣做，但有些人迴避集體鬥爭。這不僅是因為害怕受到反撲，更是因為他們感到自己會在反抗中失去些什麼。如果勞動者最終能大量積累到他們創造的一部分社會剩餘，他們就會面臨這一重大考慮因素。
商品和服務往往是複合而成的，他們在不同階段由眾多的人與機器生產、組裝、流通，各個階段之間在時間和空間上相互獨立。因此，我們很難精確計算一個人對其經手的商品和服務做出了多大貢獻，進而對比這些商品的價值與勞動者手中的支票所代表的購買力。通常，我們只會假定僱主或客戶支付的是我們所做工作的競爭價值（competitive value）。雖然現實很少如此，至少在理論上，我們無疑擁有為自己的服務開出更高價格的自由，如果對方不買帳，我們自可另謀高就。誠然，我們還是有可能意識到共同面臨的困難而組織起來，反抗對我們不利的制度。然而，當遵循遊戲規則能獲得額外的好處，當這些好處的存在與價值獨立於我們的工作，當獲得這些好處可能使我們在與其他人的競爭中占得先機，當失去這些好處將會成為我們生活中的災難，我們就有足夠好的理由對自己的真實處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馬克思在其皇皇巨著《資本論》中探討階級時，他是在結構的意義上討論這個範疇，認為它來自生產過程中有無物質資源所有權的群體之區分。在他看來，這一區分產生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支付給工人的越少，越多資源就能以剩餘的形式累積起來，被資本收入囊中。反過來，工人的力量越大，就能為自己奪回更多剩餘。馬克思並沒有在其研究中將勞動與資本對應於實際的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雖然他對工人的生存狀況和階級政治的形勢做了重要思考，但他的研究路徑更多是結構性而非歷史性的，意在揭露資本主義制度遮蔽的邏輯。不過，如果我們想要採取一條偏重歷史性的研究路徑，我們將看到，勞動者其實已經被徵召進與資本家相關聯的議程之中，這一過程掩蓋了馬克思所描述的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對立。可以說，這就是「中產階級」這一範疇所服務的真實目的。
